合作与犯罪 ——读《自卑与超越》

2019-08-26 来源:四川誠謹和律師事務所 作者:孫曉玉 浏覽:54

  一個人在五歲之前,其生活經驗已經決定了他(她)成年後解釋自身遭遇和回應的方式,對于“對這個世界和自己應該期待些什麽”有了基本的答案。

  ——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閱讀個體心理學的書籍毫不例外都會遇到一個概念“自卑”。不論是在《自卑與超越》中,還是其他個體心理學著作中,“自卑”都是讀懂個體心理學的立足點和源發點。

  《自卑與超越》詳細闡述了自卑感與優越感,自卑情結與優越情結。“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爲我們都想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一些。如果我們充滿信心,用簡單實際的方法去改變我們的生活,自卑感就可以慢慢消除。”正因爲自卑感的與生俱來,追求優越感激勵著我們每個人。自卑感和追求優越感是進步前進的動力。只有當人陷入問題沈浸在自己無法解決問題的情緒中,此時才能稱之爲自卑“情結”;也只有當人在追求優越感的過程中,“雖然目的仍然是克服所有困難,不過卻不爲之努力,只是尋求一種自我安慰,甚至強迫自己認爲有優越感,”此時才能稱之爲優越“情結”。

  從這兩組概念出發,整本書中作者強調了合作的重要性,認爲排除掉隨機性之後,獲得幸福的能力實際上就等于合作能力。因爲在克服自卑感追求優越感的過程中,那種爲了他人的利益和社會的發展而奮鬥的人,才是能夠順利應對生活難題的人。而合作的産生和培養,從一個孩子出生開始,在家庭、學校和社會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家庭中母親和父親角色的扮演,教養風格以及家庭中的排行都會在孩子身上刻上童年時期的烙印,這些事情會讓他們終身不忘。當孩子從家庭進入學校,學校這個環境不僅是檢驗孩子個性的試驗場,也是糾正、引導和發展孩子個性、培養合作精神的重要陣地。尤其是當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父母生活壓力增大,與孩子的交流時間會遠遠少于孩子在學校與同伴以及老師的溝通。因此教師對孩子的觀察與引導,在課堂中對競爭和合作的取舍都可以增加孩子與同伴合作的機會,調整和改變自己的人生態度。

  當然,“合作”不是短時間,也不是一兩件事結束自然而然産生的,這需要成長過程中不斷的試錯,找到人生真正的意義;也不是說有了合作精神人生就完美無缺,合作精神一旦産生人就永遠不會犯錯誤。“罪犯與普通人的區別只是在于,普通人所犯的錯誤沒有那麽嚴重而已。”

  根據阿德勒心理學所提出的自卑感,人都想克服困難,都想從卑微走向高貴,由失敗走向勝利,由底層走向上層。這條線從一出生開始,一直到人的生命終止。對于實施犯罪行爲的人而言,他們如同其他人一樣,都想克服困難,都想去實現這個高目標,從而感覺到安全和自己的強大,超越他人。只不過這類人努力的方向,超越他人的方式與普通人有所不同。從兒童時期人生風格的形成來說,有三類人比較容易犯罪,器官有缺陷的、被忽視的以及被寵溺的兒童。在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明白社會中需要與人合作,相互關心,自己卻不願意這樣做,認爲自己被全世界孤立和抛棄。有一部分更容易發生在被寵溺的孩子身上,他們認爲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人和事都應當爲他們服務。當他們進入社會,願望不能實現時,極易變得唠叨,怨天尤人。有的罪犯會說:“是因爲母親對我太過寵愛,所以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們的目的只是爭取自己的利益,對社會沒有任何益處。阿德勒認爲,罪犯並不是不具有合作精神,只是他們合作的範圍比較狹窄,一旦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他們就放棄合作。就算是團夥作案,集團作案,所謂的“合作”也僅僅限于小部分人群中,各自更多關注的是自身利益。同時在知曉合作精神的罪犯中,每個人的合作能力大小也不同。有合作能力稍微強一點的,比如小偷小摸的罪犯,也有合作能力弱的,比如惡性殺人,連環殺人的罪犯。並且很多罪犯的智商在某些情形下會高于普通人,不過他們的表達能力和聽話能力與常人存在差異,如果我們理解他們這種虛假的優越感,就會覺得他們的想法,甚至犯罪行爲也合乎情理。這也可以說是在案件發生之後的處理和刑事偵查的一個突破口。

  現實中的案例頗多。如2011年旅日留學生弑母案,因爲埋怨母親錢給得不夠及時、不夠多。赴日留學5年的23歲青年汪某對前來接機的母親顧某連刺9刀,致其當場昏迷。這位母親爲了培養孩子,不管自己如何吃苦,甚至借錢支付兒子一年幾十萬的留學費用。兒子被警方刑拘後,顧某仍極力呼籲不要對兒子判刑。2018年廣受關注的樂清滴滴司機殺人案,罪犯鍾某出生在農村,由爺爺奶奶帶大,初中時候成績不好辍學,性格內向,和人交流不多。如果罪犯承擔法律責任之後,自然就具有合作精神,融入社會不存在障礙,那麽刑罰的確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然而我們可以發現,現實生活中,很多罪犯重新進入社會後,可能難以適應社會,可能再犯….阿德勒理論體系中,人生風格在童年時期基本形成,輕易不會改變,性格深受人生風格的影響,除非一個人認識到自己性格的錯誤,才會試圖去改變,否則即便多次犯罪,不斷受到挫折和侮辱,卻依然不去改變,繼續同樣的錯誤。

  那麽有沒有什麽方法可以幫助這部分罪犯重新正常生活呢?當案件發生後,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刑事責任,執行刑罰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引導罪犯,培養他們的合作精神,畢竟大部分案件的罪犯只是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不是被剝奪。在這種情形下,阿德勒認爲,解決犯罪問題,不僅是讓罪犯不再幹擾社會,還要做到幫助他們,讓他們爲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隨著現行刑事法律體系的發展,已經豐富和發展了許多關注罪犯重新生活能力的制度。如社區矯正,監獄中的就業培訓,出獄後的就業指導……說易行難,罪犯在多年的成長中思維定型,人生態度基本固定,如果想要改變他們的看法,就要去尋找思維背後的原因及環境。只有糾正這些早期形成的錯誤觀點,才會讓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態度。這也許是心理學幫助罪犯改造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不過可以想像,這個過程是多麽艱難。事後的補救,改變一個人的固定思維模式,扭轉他的人生態度的難度遠遠大于事前的預防,從出生開始的教育。這也是案件發生後,挖掘嫌犯背後的故事和犯罪心理過程的重要意義所在,以此爲鑒注重教育的預防性和全面性。除了培養孩子的智力,提高孩子的成績,我們應當讓整個社會意識到人格教育不可或缺。

  雖然這本書受學科發展所限,判斷和結論無量化指標支撐,而僅僅是理論描述和論證,難以證僞。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這是一本讀懂自己和這個世界的經典著作,也爲當下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提供了更具有社會價值的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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